“两宋的金石世界——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展品撷英（上）

展品撷英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存十二卷）

著者：（宋）薛尚功 撰

版本：宋石刻江州公库本

收藏地：十面灵璧居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南宋薛尚功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著录考释金文的著作。后世考释金文之书，多承其体例。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绍兴年间（1131-1162）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据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绍兴十四年（1144）六月，江州郡守林师说为镌刻置于江州公库，计石二十四片。宋亡以后法帖原石不存。

是书分二十卷，著录上古至汉古器五百十一件，编次首分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之下依器类分排。每器摹写铭文，附释文，并作考证。所录非皆铜器，磬一、岐阳石鼓十，乃石器；另有琥一、玺三，乃玉器。所录篆文以《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为本，而搜辑较广，实多出二书之外。《四库全书总目》称薛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抄撮蹈袭者比也”。是书摹写间有失真处，释文考释多有穿凿处。款识断代有误，所定夏器、商钟当属周，所定周器亦有应当入于商者（容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述评》）。

薛氏款识自宋代以来有刻本与写本两种形式流传。传世宋本仅有石刻拓本，在明代流传已稀。宋石本残帙现收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十面灵璧居等公私机构。传世木刻、传写之本主要有：明万历十六年万岳山人木刻硃印本、明崇祯六年朱谋垔刻本、清康熙九年黄公禾抄本、清嘉庆二年阮元刻本、清嘉庆十二年平津馆临宋写本、清光绪三十三年刘世珩玉海堂刻本等。此外有民国时期古书流通处石印缪荃孙藏康熙五十八年陆友桐临写明汲古阁抄本。宋石本每卷卷首较木刻本、抄本多出“钱塘薛尚功编次并释音”一行。此十二卷石本（缺卷一至卷六、卷十七、十八，共八卷），共六册，自明以来迭经罗氏、常熟归氏、陶珠琳五柳居、黄丕烈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程文荣茹古楼递藏。每卷卷首之卷数被墨隐去。第十五卷卷首缺失，用黑纸补，其余十一卷完好无缺。第二十卷卷尾有清嘉庆十七年黄丕烈朱笔跋语、道光二十八年叶志诜朱笔观款。是本存器最多，且为宋拓原装，洵为传世诸本白眉。

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不分卷 

著者：（宋）王厚之 辑，（清）阮元考释

版本：清嘉庆七年（1802）阮元积古斋影刻宋拓本

收藏地：小残卷斋

《钟鼎款识》，初为南宋王厚之辑裒成册，自南宋辗转流传，屡经名人收藏题跋，至嘉庆七年（1802）由吴门陆恭归于阮元。阮元与朱为弼、吴东发等详加考释，嘱幕下学者周良手摹上版，于是年秋摹锓成书，名曰《宋王复斋钟鼎款识》。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北宋左丞相王安礼四世孙，原为抚州临川人，其祖王榕徙居诸暨，是为越州诸暨人。南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历官淮南通判，改江东提刑，以直宝文阁致仕。王氏博雅好古，深通籀篆，富藏三代彝器及金石刻，辑有《钟鼎款识》《复斋金石录》《复斋碑录》《汉晋印章图谱》等。

《钟鼎款识》原册共三十叶，含商、周、汉代凡五十九器的款识拓本。内有毕良史（字少董，荆州人）青笺十五种，自“夏壶”至“建武鼎”十五器，末书“良史拜呈”四字，乃毕良史以进秦熺之物。除首器、末二器（曾侯钟、楚公钟）外，余器皆有王厚之题写器名，记出土之地，收藏之人，附释文，并钤以“复斋珍玩”“厚之私印”两印。阮元所增补考释，皆以隶书注出，以别于王厚之之题识释文。此五十九器铭文被悉数收入清嘉庆九年（1804）刊行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阮氏文选楼遭祝融之灾，原拓毁于火，书版亦失。是书尚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汉阳叶志诜翻刻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上虞连氏枕湖楼以嘉庆七年积古斋刻书旧版修补重印本、1921年海宁陈乃乾《百一庐金石丛书》缩印本、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七年阮元初刻本。此本为清嘉庆七年阮氏积古斋刻本，版心上方镌书名“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下方镌叶次及“积古斋藏宋搨摹刻”，卷末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熙载、杨铎跋。

籀史二卷 

著者：（宋）翟耆年 撰

版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钱本诚钞本

收藏地：净琉璃室

《籀史》所录为公私所撰古器物图录书籍及当时传世之古器实物。《四库全书总目》是书提要称“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 

翟耆年生卒年不详，字伯寿，一字子清，别号黄鹤山人，丹阳（今属江苏镇江）人。其父汝文（1076-1141）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有传。宋卢宪于嘉定间所修的《镇江志》卷十九附录《翟耆年小传》云：“以父任入官，自少知文，名士刘器之所甚爱，而以著骚见称于张文潜。好古文，介褊不苟合，自谓为吏必以戆罢。放浪山谷间，著书自娱。”

《籀史》中首载《宣和博古图》，其上又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应为南宋初所作。是书体例，先辑录诸家金石著作，其后附以己意，对所录著有所评述论说。上卷首先为宋徽宗《宣和博古图》等三则，次自《比干墓铜盘记》迄于《晏氏鼎彝谱》凡十七则。下卷十六则，有录无书，传言明季尚为全帙，至清初仅存其上，诸本皆然，以同出曹溶家藏本之故。但所录各图之后，各为论说，原委了然。纵观《籀史》全卷，所录不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原委则较薛为详。清儒治金石、文字之学，多所引用《籀史》，而对其评价“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

此为乾隆四十年钱本诚钞本，尚避宋讳。曾归张廷济收藏，又转入王国维、苏渊雷二家之手，并有王氏浮签一纸、朱笔改描数处。现藏净琉璃室，经范景中、周小英批校并跋。书前朱笔过录吴翌凤、孙诒让题语；正文双色，朱笔校惠氏红豆山房本、四库全书本，蓝笔校刘喜海味经书屋本；书尾过录王士祯题语，并自撰长跋，详述钱本诚生平事迹，又录张廷济《桂馨堂集•感逝诗》中钱氏小传三行，以存其人。

宋•青铜提梁盉

收藏地：萧山博物馆

通高22cm，1972年出土于萧山衙前洛思山窖藏，现藏萧山博物馆。此盉整器呈兽形，盖上伏一长颈小兽，可做捉手。提梁和盖下半部饰变形夔龙纹，器腹部饰长冠凤鸟纹。青铜盉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流行时间长，器形复杂，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学者对青铜盉的用途看法不一，有酒器说、水器说、酒器兼水器说、转化说等。

南宋开庆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收藏地：海盐县博物馆

1978年冬，在出海排涝工程长山河澉浦段发现，出土点在澉浦城的东南角，距原东城墙60米、原南城墙180米处，距地表约2.4米。发现宋代铜质军印九方，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宋代军印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分别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少府监铸“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南宋开禧元年（1205）文思院铸“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嘉定十六年（1223）“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淳祐七年（1247）“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开庆元年（1259）“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景定元年（1260）“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德祐元年（1275）“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九方铜军印型式相近，印面近正方形，阳刻九叠篆文；印背中部有矩形直钮，直钮两侧阴刻铸款，钮顶阴刻“上”字。其中，北宋陆军印1方，铸款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六月少府监铸”；南宋水军印8方，均由文思院铸造，铸印时间由早到晚依次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嘉定十六年（1223）、淳祐七年（1247）、开庆元年（1259）、景定元年（1260）2方、德祐元年（1275）2方。由北宋晚期到南宋末期，前后年代跨度长达185年，映射出了宋代军队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南宋水军的发展情况，以及海盐及周边地区在南宋时期的重要军事地位。

赵佶《草书千字文》宋拓郁孤台帖残本

南宋绍定元年（1228） 江西赣州 宋拓 册页孪生艺术藏

宋徽宗赵佶除瘦金体外，亦擅长草书，曾多次以草体书写千字文，存世亦有数种，1、宣和四年本第一种，墨迹全卷，今藏辽宁博物馆，2、政和四年本，宋刻全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3、宣和四年本第二种，残本，收于宋拓《郁孤台法帖》中，现分藏上海图书馆与私人处。二者内容并无重复，上图藏本自“且康”起，“钧巧任钓”止，仅存三页66字。私人藏本十一开，分为两段，一段自“驹食场”至“济弱”，一段自“魄环照”至“焉哉乎也”，存全文近半。尾款“宣和壬寅御书”，最后为集刻者聂子述跋赞七行。通过跋语，可知此草书千文原为聂氏自藏。

郁孤台在赣州西北贺兰山顶，唐时筑台，以为名迹。南宋宝庆三年，聂子述守赣州，重建郁孤台，并于绍定元年刻《郁孤台法帖》。聂子述（生卒不详），字善之，号定斋，建昌南城人。官至宣奉大夫，追封卫国公，谥文定。其书迹除《郁孤台法帖》外，仅见怀素《苦笋帖》后短跋。此次展品为南宋拓本，极为珍贵。

赵构御书《绍兴恤刑手诏碑》

南宋绍兴三年（1133）正月九日  浙江杭州  清拓  一吟堂藏

宋高宗赵构御书《绍兴恤刑手诏》又名《绍兴三年恤刑诏》。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赵构自越州（今绍兴市）回临安（今杭州市），始于临安大兴土木。次年（1133）正月己未日（三日），命诸路宪臣兼提举常平司公事；乙丑日（九日），下此《恤刑诏》，“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仍劄付台属宪臣，常加检察。”高宗赵构在南宋号称“中兴之主”，然其开“绍兴和议”向金国屈辱求和终归为史家所不耻。此“恤刑”手诏石牌, 大字手诏形制较少见。当年首先刊立在临安都堂，后亦如绍兴二年的《御制戒石铭》，随后以“墨本”（拓本）颁行郡县守令，命刻之庭石，置诸座右。“廷尉”“士师”（亦作“士史”）“宪臣”等均为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员，可见宋高宗在中兴之初重视国家法制体系的建设、体恤民情的用心。据文献记载，《绍兴恤刑手诏》有严州刊本等数种，都中祖刊本碑阴曾有大臣题记。当年的祖碑和各地覆刻，均未见原石存世的记录。“恤刑诏”内容曾见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卷十五《考史》、元人佚名《宋史全文》卷十八下《宋高宗六》以及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十二》等绍兴三年正月“乙丑（日）”条著录。诏书全文出自高宗御笔，末署亲笔御押，并于“九”字处加钤“御书之宝”；篆额“绍兴恤刑手诏”3行6字，当非高宗御书，应出自某一台省馆阁要员之手。本展品的发现，在《御制戒石铭》（中段诏书）、御书《佛顶光明塔碑》之外，作为宋高宗赵构于建炎、绍兴初期取法黄庭坚书法的有力佐证。拓本淡墨精施，殊为宝贵。

赵佶《赐辟雍诏碑》

约北宋崇宁四年（1105） 地点不详 清拓 淳石斋藏

辟雍，原指为周天子设立的大学，东汉以后作为祭孔之所。

徽宗即位后，重视文治，下诏在“即国之郊建置辟雍”。亲自撰写诏书，颁令天下，并刊石置于各地庙学。碑额“皇帝赐辟雍诏”出自丞相蔡京笔，碑文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徽宗御笔诏书，下段为薛昂撰书后序。今山东陵县、巨野、河北邢台等地均有此碑。

展品为清代金石学家陆增祥八琼室旧藏，无后序，陆氏题为山东陵县本，然校勘后并非如陆所题，究出何地尚待研究。